今天的教育还有多少气度与宽容？

【往期回读】

今天的教育还有多少气度与宽容？

张广祥

学习《金岳霖先生》，其实有很多感慨的。其中之一，感慨金岳霖的时代。

（金岳霖）

金岳霖是一个个性独特甚至古怪的老师。比如，上课始终戴着呢帽，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；戴一副眼睛，镜片一白一黑；课上，只与某一个学生对话……这样的老师居然能够站在大学讲台上，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。而且，事实上，他这样的人很多很多，不只在西南联大，还有其他学校。比如闻一多，在课堂上不仅自己要抽烟，有时还点个香炉，允许上课的学生也抽烟。比如黄侃，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，他偏偏不戴；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，便索要名片，黄侃竟说：“我本人就是名片，你把我拿去吧！”

反观当下，这样有个性、有独立思想的老师还有吗？还多吗？

一个人的个性和独立思想的丧失，绝不只是个人的因素，必然有社会的因素。不一样的时代，造就不一样的人；不一样的校风造就不一样的老师。

汤用彤上课提一布袋，着布鞋、布大褂，数年如一日。这也就罢了。可他上课从不带讲稿，绝少板书，也不看学生，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，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，没有任何重复，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放在今天，这样不带教案、绝少板书、“一言堂”的老师算合格吗？同样绝少板书的还有金岳霖。他的学生、中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这样追忆过金先生：“他随便得很，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，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，这个不说了，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，在那里讲课。他还有个特点，他不写字，很少在黑板上写字，也带支粉笔，不过没什么用。”今天要是有哪个老师一节课里不板书，领导晓得了，恐怕要批评的吧。特别是公开课，倘若开课者不板书，一定被看作是一个大大的缺憾的。（附一句，自从有了电脑，我基本上不板书了，因为我有了我自己精心制作的课件）

网上有一篇文章，是说孔子若活在今天，申报中学高级职称定是失败的。因为他无国家承认的学历、学位证书；无国家教委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；不懂任何一种外国语（如英语、法语、日语、德语等）；不会熟练操作使用电子计算机；经常外出游学，思想散漫，劳动纪律观念不强，教学工作量达不到有关要求；没有相应的教学工作计划及教学工作总结，平时教学“述而不作”，教案不够齐全；教学效果不够突出，虽有弟子三千，但贤人才七十二人，优秀率仅为2.4%；无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（或学术论文），他曾经编过一些书，例如《诗经》，但实际上仅是作为他教学所用的教材而已，《论语》这部伟大的著作，根本就不是他的著作，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凭记忆写成的；思想政治观念不够，传播不健康的思想言论，如“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”，带有歧视劳动妇女的错误倾向。这是调侃文字，但调侃中有讽刺！

为什么会有两重天的现象？因为今天要求整齐划一，要求尽善尽美，因为今天缺少气度，缺少宽容。

然而，本不该要求整齐划一、尽善尽美。世界之美，恰恰在于它的五彩缤纷，在于它的无奇不有。水滴，没有大海的浩瀚，没有江河的奔腾，却有穿石的力量；垂柳，没有松柏的挺拔，没有梅花的孤傲，却有女子的多情；太阳热烈、奔放，带着万丈光芒，给生灵以活力；月亮温馨、宽容，带着无际清辉，给万物以安宁。多一点海纳百川的情怀，多一点兼容并包的胸襟，个性之花、思想自由之花才会盛开。

好怀念北大的1916年至1927年，好怀念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。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，被视为北京大学校史上的一段辉煌期，“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”。主张主张“循思想自由原则、取兼容并包之义”，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聘请陈独秀、夏元瑮分别出任文科、理科学长，聘请胡适、李大钊、鲁迅、刘半农、梁漱溟、李四光、王星拱、颜任光、钟观光、任鸿隽、李书华、丁西林、马寅初、陶孟和、陈启修、王世杰等到校任教。此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还有黄节、吴梅、刘文典、陈垣、马裕藻、沈兼士、朱希祖、马衡、康心孚等。对有学术造诣、政治上守旧的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，蔡元培也用其所长。

（蔡元培）

说金岳霖，说蔡元培，说那个时代，倒不是说我一定怀念那个时代。叫我回到那个时代，我是断断不愿的。但是，那个时代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便像今天并不是面面俱善。至少，那样一个个性能够张扬、思想能够自由的做派，值得今天的我们感慨，乃至传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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